一、文化部筹建互联网网络监控平台,并加快网络立法

文化部正准备建立一个网络监控平台，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认可，数千万的专项拨款今年年底前可以到位。”日前，文化部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此项目的前期方案和论证都已经结束，预计明年互联网监控平台可以初步建成。如果进展顺利，此举应是政府主管部门继网络“防沉迷系统”之后的又一张技术牌。(11月6日《中国经营报》)

网络监控这个有很多想像空间的词，让我们这些离不开网络的人产生了不少想法。在一个法治社会，法网能够网住互联网，但希望这样的法网是一个良法织成的网。由此盼望有一个网络基本法更好地平衡秩序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政府有必要对网络进行管理，但是权力之手伸到哪里，法律制约就应该跟到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在法治下生存，有尊严地生活。而目前网络法治却显得滞后：

网络立法，不仅是约束网民行为，同时也是约束政策权力。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样的真理不仅在真实世界里适用，在网络世界里也适用，而防范绝对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律对于权力的限制，以及法律对于人民权利的保护。

但是，在互联网上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如黑客非法进入我的电脑为违法，那么政府官员进入我的电脑是否构成非法搜查？再如，现实生活中法律规定了严格地保障公民通信自由的程序，在网络中相同的精神是否必须遵守？

1，是网络管理主体混乱。网络上合法与非法往往是较低执法部门来认定。一些省区市与一些主管部门各行一套，政府管理创新有时总让人感觉到有逾权之嫌疑。如网上浏览黄色照片,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就认为违法应受处罚。其实此时执法者就变成了立法者。

2，网络管理法规的位阶过低。网络与公民的权利紧密相联，但是我们对于网络的管理往往却是位阶很低的规章，甚至是一些规范性的文件，其中涉及的却是网民的宪法权利。我不认为这些管理不必要，但是我认为用如此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来约束至为神圣的公民的宪法权利是不慎重的。

3，权利救济不完善。如网络管理措施出台前，是否有必要听证，公民在网络中遭遇政府侵权如何救济，如何体现立法权、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约束等，现在的一些规定给人语焉不详之感。

4，我们缺少一个网络基本法。众多低位阶的管理互联网的规定，就使得我们有必要以一个网络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规范统率，使得宪法对于公民权利与社会秩序的保护精神能够体现其中，没有这样的权利与秩序并重的基本法，和谐与稳定也就是难以期待的。

二、各国加强互联网上网监控

类似网民应自律的声音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新加坡，政府要求网民为自己上传的内容引起的后果负责。新加坡新闻、通讯和艺术部部长李文献曾经说过：“新加坡的标准和规范是公开的。”在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的网页上，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破坏种族与宗教和谐的以及破坏社会道德标准的都是被禁止的。在新加坡大选期间，还会禁止具明显政治目的的博客与影音播送，避免有人利用互联网煽动选民情绪。

成立于1994年的以色列互联网协会，属非政府的、网民自发的组织，倡导以色列互联网的自我管理和互联网操作的基本规范，但主要还是在技术层面。该协会董事会成员什克莫尼认为，对网上可能出现的攻击性、侵犯性等不良信息，网民会形成共识。他举例说，比如儿童上网的安全性问题，父母可以使用一些软件来帮助孩子免受网上侵扰。

三、选择局域网监控软件厂家应该关注厂家服务

选择局域网监控软件厂家，不仅仅需要强大的网络监控产品功能，还有一点就涉及到厂家的服务和技术问题。有些单位在IT实施中难免会遇到厂商派人来协助解决问题无功而返，因此对所有IT厂商的服务都持怀疑态度。这里，需要做进一步分析：首先，不同厂家都是由不同专业的人才来组成基石，所以不能抱希望是厂家派来的人就一定是技术好的高人，就能解决问题。若是技术功底不够好，自然就会出现厂家来了人，没解决问题，又回去了。

这个现实的问题，需要双方配合沟通好，将问题的呈现、问题的根结、预期的解决方案等进行详尽的沟通;虽然个人里力量是有限的，但要相信团队的力量，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厂家进行“专家会诊”、行业里的专家集思广益，是肯定可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的。

四、协议分析器能够帮助网络管理员管理局域网

从根本上说协议分析器捕获并显示分组数据，这些步骤之间具有最小处理间隔。尽管这种低层“未经处理”的方法颇具价值，但也为快速而精确的检错方法带来巨大的挑战。现有交换网具有很多分段且分布极为广泛，因此很难捕获所需的分组数据并进行故障检测。早期协议分析器只能捕获来自单个分段的传输流，而且协议分析器必须直接连接到该分段上。现有交换网络包含许多分段(每个交换端口都是一个分段)，而且每个分段上工作站数目非常有限。在这类网络中分析器在单个连接点上捕获的传输流非常少。分析器可利用如下三种方法解决单分段限制问题：支持多路并发捕获来自不同网络接口卡(NIC)传输流、专用远程传输流捕获代理和捕获来自第三方远程代理传输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