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把自杀和网络实名制分开”

对于崔真实之死，美国《时代》周刊认为韩国社会负有责任，认为韩国警方把矛头指向网络暴力，但对于崔真实作为单亲妈妈而生活在一个高度保守的社会这一事实却说得很少。而崔真实本人曾公开谈论此事，试图改变单亲妈妈在韩国不受公众欢迎的现象。韩国娱乐专栏作家朴秀娜(音译)说：“韩国社会不喜欢女强人。这使得单亲妈妈容易产生性格缺陷。”

在韩国，单亲妈妈常常让自己的父母带孩子，以免孩子生活在一个缺少父爱的家庭里。对于不像电影明星一样有钱的普通女人来说，由于没钱，只好长时间把孩子寄养在孤儿院。“韩国人对单亲妈妈有负面印象，她们过得很辛苦。

”韩国妇女发展研究所一位李姓研究员说。《时代》周刊认为，无论崔真实死因如何，她的死引发涟漪效应。过去的5年里，韩国人的自杀率高居工业化国家榜首。韩国人讳言心理问题，对于抑郁这样的心理问题也羞于承认。首尔的一位心理学家认为，韩国人不肯披露心理问题是因为怕失业。他预测，崔真实之死可能引发更多人去看心理医生。对于《时代周刊》从社会角度剖析崔真实之死，中国社科院韩国问题专家董向荣持赞同态度。她说“应把自杀和网络实名制分开——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董向荣告诉记者，韩国人工作压力大，加上近来经济不景气，有人自杀就可能引发涟漪效应，“这不是一个(网络实名制)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韩国自杀率也很高！另外，社会谣言通过各个层面传播，有人自杀，有人没自杀，说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韩国某门户网站上，有网民发帖反对实名制。一些市民团体认为，网络暴力并非源于匿名，而是源于过多搜集或暴露个人信息的因特网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活动的网民隐私保护权的认识匮乏。他们认为，要求所有网民在网上都以实名注册，记录每个人的网上活动，将会“产生恐怖的监视社会。

二、安全之路延伸何方：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威胁，信息安全的环境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首先，由于需要保持竞争优势，所以各个企业必须更迅速地应用新兴技术（例如，WLAN、VoIP和Web服务）以及所有现有技术和平台的新版本。一般，各个企业不但必须管理和保护更多计算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而且其中大部分均为新出现的复杂架构和程序，极为分散。结果是由于配置错误和疏忽导致的代码漏洞与日俱增，而且弱点也越来越多。

其次，随着内部威胁日益严重，企业的安全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历史角度来看，企业一般将注意力集中在保护他们与互联网的连接上面，很少保护他们的内部网络和系统。

不过，由于第三方连接日益增多，现场办公的合同工需要连接到公司网络，而且公司自身员工的移动性越来越强，从而导致威胁可以绕过互联网边界控制，然后从内部以相对迅猛的速度传播。因此，除了原来必须要保护的日益增多的基础架构外，企业现在还必须保护内部网络和系统。

此外，确保内部网络安全的另外一个要素是必须遵从各种“暗示”的法规和法律（如果没有明示）。不过，从所占用的资源数量及有时会提供虚假的安全感角度来看，遵从这些要求反而会产生更多问题。事实上，一份最新调查表明遵从是信息安全活动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该调查还表明由此而引发的主要活动是制定和更新各种策略和程序，而不是切实加强公司的安全架构或整体战略。

更现实的还有预算问题，企业面临的这方面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欲盖弥彰。只需看看现状就足以:目前所制定的安全预算不仅不合理，而且这部分预算的使用方式往往对防御攻击没有帮助，此外这部分预算永远处于与“企业”的其他需要进行竞争的状态。

以上复杂因素清楚地表明理想的威胁管理解决方案必须兼顾高效性和灵活性。相对于信息安全部门可支配的资源而言，他们需要完成的工作过于繁重。与此同时，基础业务需求（不考虑基础架构）可谓常变常新。

三、内网信息安全

目前，国家、企业和个人开始认识并重视信息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以及国内出现专门的信息安全从业人员,仅有5-10年;而以现代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算起，信息技术渗入现在社会生活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这段历史达到了50年;

其实，自从人类文明伊始,文化和信息的使用开始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这是5000年的历史。但是,历史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迫使我们必须去思考和面对信息安全的问题,因为当今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世界中,信息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家庭和社会各个组织机构。

从辨证学角度来说，变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5～5000年这个“漫长”的尺度上,信息安全领域有的在变，而且变化很大;有些东西也许并没有多大的进展和变化。处理信息的设施在技术发展中变化着，解决信息安全的具体技术措施和手段也随着发展，信息安全的内涵也不断延伸，但有关信息安全的一些关键和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探讨与思考。